教育思想大讨论
简 报
第12期
华中农业大学教育思想大讨论领导小组办公室 2011年12月15日
教育理念的反思：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社会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担心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具体而言就是反映新一代大学生的动手能力相对于10年前或20年前有下降趋势，尤其是学生的专业动手能力下降比较明显，这与我们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解放后仿效前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学习前苏联模式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后基本确立。可以说，实施专才教育模式对迅速培养出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改革开放后，该模式固有的弱点日益发展为严重的弊端，如重理轻文、专业狭窄、比例失调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高等教育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由一批综合性大学带头开始了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其他类型的高校结合自身实际也纷纷跟进，拉开了基于通识教育方向的教育教学大改革的帷幕。经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面向21世纪课程体系与内容改革”，以及新世纪“本科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工程”的推进，普通本科教育“宽口径、厚基础”的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有效地克服原有“专才”培养模式的弊端，但也存在“专业教育不专”的新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有的以国有企事业单位接收学生实习实训的良好局面基本上不复存在，再加上近十年高校的扩招，导致学校基本的办学条件全面趋紧，带来了又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单个学生实践动手的机会大大减少，突出表现在当他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去做——因为他只是在专业书本上看过“怎么操作”，缺少实践动手的经验和体会。现在常说的学生毕业后对工作中出现的专业问题解决能力不够就与这有关。
在大学，特别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本科阶段实施通识教育已是教育界的共识，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也是一个客观现实。这个共识和现实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道路，通识是基础，专业是特色，融合是竞争力。对于不同的学校可能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些综合性大学，主要是解决宽口径厚基础问题；有些行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可能通识与专业并重，主要是培养解决产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关键技术创新问题的能力；有些学院或学校，则主要培养产业一线实践操作能力。
对于我校来讲，模式的改革应该充分考虑以下三点：第一，生源基础与综合性高校有差距；第二是学科相对较窄，缺“文”少“理”的局面短期难以改变；第三是行业要求比较专。因此，我们的教育理念应该是“通识+专业”，即在坚持“宽口径，厚基础”的基础上，既要学习借鉴综合性大学加强文理基础，又要兼顾行业需求，突出专业特色，还要针对我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够，通过加强人文类通识课程加强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师生比的重要性分析：也谈“西南联大奇迹”、“77、78现象”
师生人数比率是决定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我国从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教育阶段后，一些高校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扩招。扩招给更多的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扩招之后教师和学生单独交流的时间，或者说生均跟教师接触的时间减少了，特别是随着高校教师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任务的加大，教师同时肩负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多重任务，与学生单独接触、交流的时间大大减少。原因就是学生人数快速增长和教师的岗位职责增多以后，师资没有同步快速增长，这是所有的院校都客观存在的现实。我到英国访问发现，英国越好的大学，师生比率是越高的，教师、员工、辅助人员三支队伍，加起来的人数与学生数的比值大小与学校的地位呈正相关。像剑桥、牛津可以做到一个教师对两个学生，能给学生“开小灶”，这样保证每个人培养出来都是精品。当然，牛津和剑桥是在世界一流的财政支撑下才有这种世界一流的人才培养方式。
关心教育的人都听到过“西南联大”在抗战大后方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培养出大批一流人才这一教育史上的奇迹。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学的硬件条件比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好得多，所培养的学生却不及他们优秀？我认为，师资的充裕程度是一个关键原因。西南联大当时是以本科教学为主，师资充裕，常常是几位教授同时开讲一门课程，如文学院的必修课《中国通史》，就分别由吴晗、雷海宗、钱穆等讲授，学生可以听到不同学者的观点，有很多与学者交流的机会。还有一个大家常说的“77、78现象”，就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学生很多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人才。这个现象除了与77、78级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身的努力密切相关，也与师生人数比相关，像我本科就读湖南农学院（现改为湖南农业大学）时，当时学校只招收600多个学生，而老师也有六七百人，还不包括教辅、管理、保障人员。老师对学生非常了解，学生与老师的距离也近，师生交流多了，学生受益肯定多，成长也就快。
教学与科研的“钟形曲线”关系：发展中的矛盾要靠发展来解决
关于教学与科研的矛盾问题，实质上是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发展中都会遇到的阶段性问题。如果以时间为横轴，科研与教学产生的矛盾为纵轴，二者的关系呈现两端低中间高的“钟形曲线”关系。
在起初的教学型阶段，教学与科研的矛盾较少。在以教学为主的阶段里，科研与教学的矛盾并不突出，表现为“钟形曲线”的左边较低的部分。
在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型的阶段，教学与科研“两张皮”现象是常常困扰教师和管理者的一个问题。在重视研究的阶段，科研的压力会非常大，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为课题而科研、为论文而科研等现象。这时候教学与科研在时间、资源、政策等方面的冲突逐渐凸显，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峰值，表现为“钟形曲线”里面中间的钟体部分。
在研究型阶段，会出现教学与科研的融合。通常有一个规律，研究型的学校或学院里的教师和学生一般都会非常强。当研究是真正围绕国家的需求、产业发展的需求来展开，教师有实力把学科最前沿、产业最先进的东西教给学生，学生也拥有更多的参与研究的机会。这时科研与教学的矛盾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科研与教学融合的趋势明显，二者从实质上讲已经能够统一到人才培养的基点上来。这时就是“钟形曲线”的右边平缓下降的部分，也是许多学校期待的状态。
我们说教学科研矛盾是“钟形曲线”关系，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此外，国家也在提供越来越好的外部条件。近年来科研经费的制度性拨款增加了，比如说我们的农业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就是一种制度性拨款的机制，提供了较优厚的科研支持和政策环境，这类制度性拨款增加以后，就能够让教授们减少“跑课题”花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潜心做研究工作。未来的五年，我们的教授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潜心教学和科研，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教书育人和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上。未来的科研制度改革必然是更有利于我们教学质量的提高，更有利于我们的教师潜心教学和科研。
教育是公共事业：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离不开全社会支持
教育是公共事业，高校教育质量的提高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从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这个问题来说，学生需要实践的机会和平台，靠学校自己是解决不了的，必须与社会上的企业、工厂等结合。目前的情况是，一个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学生去一家工厂实习，可能增加了厂方的麻烦，所以厂家一般不愿意接收实习，而学校又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来满足学生实习的需要，比如农业大学就基本没有自己实习的农场，这就必须依靠社会支持。高校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因此，全社会都应该支持高等学校。这个事不单是教育部门和高校的事，应该是全社会的事情。德国、法国在此方面比我们做得好，通过税收杠杆或法律法规来发挥导向作用，明确工厂、企业和公司接收学生实习是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在七八十年代当学生的时候，到哪个农场去实习别人都能接收，都认为这是国家的责任，现在到哪去都是民营的了，人家不愿意要你去他那里“练手”，因此国家对此应有制度安排。
需要转变的几个观念和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通过这次教育思想大讨论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要树立几个什么观念？这需要大家去琢磨。比如我们跟同类型的院校相比有哪些不足，跟工科类、理科类和综合性院校相比，又有哪些特点、哪些不足。有了这些比较，我们就会清楚知道需要加强什么。作为农科院校，过去我们大量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来发展自己，原创性的知识不多，这是现实。在这方面我们怎么去解决？一个学校不可能所有的学科都去做一流，但要有一两个好的学科，才能构成一个好的大学发展生态，才会有互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持我们强势学科的地位。从育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有些学院有些学科可能还达不到创造知识的水平，就是以本科教学为主，或者说以传授知识为主。但我们同时一定要有一些能够创造知识的学科，只有这样，学校才会发展，社会才会发展。
我觉得，还有几个方面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讨论：
一是高校用人观念。人才是高校发展的根本，高校要养人才而不是养人。前面我说师生比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那么增加学校的师资和管理队伍时是不是一定都要增加固定编制？当我们的人力资源不够时是否可以考虑用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一味增加人员编制来“养人”。
二是人才培养观念。人才培养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人才，二是要把新引进的青年教师培养成人才。把学生培养成才是大学的本分，而大学里教师的成才体现的是一个大学的文化。有的学校培养不出青年人才，就是因为没有好的氛围。一所大学能把各类年轻教职工培养起来，说明这所大学有一种向上的文化，一种追求学术的文化。当然，学校要有政策导向和培养计划，要提供成长环境，个人也要有成长计划。
三是管理工作理念。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管理，一流的管理离不开扎实的管理研究。管理工作不仅要有以人为本的服务精神，还要有效率。效率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我们结合工作去研究，去探索总结管理的科学规律。学校要支持开展管理研究，把管理的问题研究清楚了，我们的政策设计就不会有差错，或少出点差错，事业就能保持顺利向前发展。
四是科教融合观念。我们说科教融合，更多是如何把科研资源转换成教学资源。我校面对的一个挑战是在科研任务增加很快而师生比率不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在当前的体制机制框架下，学校一夜之间要大幅扩大教师队伍很困难。我认为要把科研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变成增加师资投入的途径。具体来讲，我们可以用科研经费来聘用一批博士后、硕士后作为研究人员，一方面能分担教师一定的科研工作量，使他们腾出时间来从事教学，另一方面还可以从这些科研临时雇员里抽调出10%甚至20%符合条件的人参加教学指导工作，这样就可能务实地解决我们师资投入的问题。同时，要把科研的资源开放成学生接受应用与研究的锻炼平台，让学生在参与研究中学到本领。此外，我们将加大对教学研究的支持，鼓励通过研究教学规律来提高教学质量，即通过科研来提升教学质量。
五是人才培养环节中的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学校人才培养中有几个问题亟待解决。第一是投入问题。资金投入是一个方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还要靠教师的精力投入，特别是教师的“心”要能多用在学生身上，这可能是主要的问题。第二是实践教学问题。一要加大投入，进一步加强校内实验实践教学条件建设；二要加强研究，不断优化实践教学体系与内容；三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充实和优化实践教学队伍；四要主动服务社会，不断拓展校外实习基地。同时，实践教学要树立精品意识，要像建精品课程一样建设一批精品实践课程，每个学院要保证有一至两门精品实践课程，只要学生选择了其中某一门课，就可能改变他既有的一些观念或者行为。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门《植物显微技术》课对我影响很深，班上20多个同学，4名教授带这门课，每一步实验操作都要求非常严谨，一个多星期的大实验做下来，收获很大——毫不夸张的说，它影响了几届像我一样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像这类课程我们应花大力气建设。这类课应成我们学校的特色。第三是新课程开设问题。一所大学能够开设的课程总量既涉及学生通识教育培养的问题，又涉及到学校学科建设和学科覆盖面的问题。要尽快成立一个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课程的创新性、前沿性和新颖性去指导课程设置。要建立机制引导鼓励教师开新课，例如要求并支持青年教师出国留学回来开出一门新课；鼓励和支持依托前沿科研项目开设新课；要求并支持教授在退休前再为学生开出一门新课；积极利用社会资源来讲课；等等。通过多管齐下的办法来解决课程设置偏少的问题。第四，关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建设问题。在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传统文化课程建设的同时，还应该整合现有的人文教育资源，将分散在相关学院、部门、研究所的艺术、心理、教育等人文资源进行整合加强建设，提升人文素质教育能力。
目前，学校新一轮教育思想大讨论深入开展，如何深化我校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作为一名教学管理者，在此谈几点体会。
一、调动和发挥师生的最大潜能，是大学教育教学改革与管理的重要使命
中西方在大学教育使命和职能认识上基本上是一致的：人才培养是大学最根本的使命和职能。人才培养使命是通过大学教育教学完成的，教师是大学人才培养的直接承担者，大学文化的营造者和传承者，也是大学教育教学创新的推进者。最大可能地调动和发挥教师和学生的最大才智和潜能是大学管理的重要使命。只有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和良好的教学氛围和学习条件，最大可能地激发出教师最大的工作激情和学生最大的学习潜能，师生共同创造出一流的教学，大学教育才将是成功的教育；只有教师和员工自觉参与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才能不断得到的提高。如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在大学章程中明确提出：“大学致力于澳大利亚和全球的利益，无论是我们的员工还是我们的学生，无论他们具有怎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都要让他们能够充分发展其潜能”。
基于人才培养的根本任务和职能，我校教育教学改革与管理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创造一个能最大可能调动和发挥师生才智和潜能的环境和文化，使教师们热爱教学、创新教育教学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李忠云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要关心教师队伍尤其是青年教师的成长问题。我校在激发教师工作热情，尤其是培养青年教师成长方面有优良的传统。有的学院对新教师实行工作量考核的减免保护、老新教师教学传帮带等等，都是很好的做法。在每年的校教学督导员会议上，我们都要请求老专家们在听课中保护青年教师的教学积极性，指点但不挑剔他们的缺点，更主要是找出他们的优点和长处，帮助他们讲好下一节课，在今后教学生涯中健康成长。学校正在探讨出台新的教学型教授职称评审制度，使那些从事基础课教学成绩突出的非基础课学院的教师也可评定教学型教授职务，这正是为那些适合于教学的教师量身定做的鼓励性发展性政策措施。
公平公正竞争机制是大学激发教师创新的基础。国内外高水平的大学每年都要对教师和员工进行教学工作评价。一方面，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倡导这种评价应是发展性的评价。评价目的不在于刻意寻找教师教学中的缺点和不足，而重要的是发现教师和员工的才智和潜能，据此鼓励并参与为他们制定发展计划，为他们创造发展的机会，让他们快乐工作，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大学并非慈善机构，它需要有公正的能者上、庸者下的绩效考评制度，否则就不会有人才脱颖而出的局面。人们常提到普林斯顿大学安德鲁·怀尔斯的案例。安德鲁1985 年升为正教授后九年基本没有文章发表，九年后他解决了世界数学界360年没有解决的费马大定理难题，获得了数学界最高奖-菲尔茨奖。这一方面反映了普林斯顿大学宽松的学术环境；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安德鲁九年仍在勤奋工作，普林斯顿也始终没有停止对他研究的制度关注。怎样使公平竞争和宽松环境得到统一，教师工作激情得到激发，这是我校教育教学管理改革的重要课题。
学生是大学教育的直接参与者，教育教学改革的直接目的是促进学生自觉参与教学，与教师一起创造一流的教学，并从中收益。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章程指出“大学的首要目标是提供基于研究的高质量的教学，有责任确保所有学生最大限度受益于基于研究的教学、融知识多样性和丰富性的学习环境的熏陶”（赵菊珊，新西兰重点大学教师教学质量评估实践及其启示，中国高教研究，2007.5）。我校教育教学改革就是要创造最有利的学习条件和环境，调动和发挥学生的最大学习潜能，积极参与教学，通过自主学习、探究式学习，体验学习，健康成才。
二、良好的支持教学的文化是保证大学一流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基础
世界一流大学都具有良好的重视和支持教学的文化。康奈尔大学的战略规划纲要（2010-2015）提出：在所有的学术单位创建持续有效支持教学的文化。在我校，也应培育和形成重视和支持教学的文化，这种文化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教学神圣”的文化。没有教学，大学就不是大学；削弱教学就削弱了大学生存的基础。高等教育理论认为，教学是大学传授知识、文化、精神的主要方式和途径，在人才培养中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大学教学通过大学讲台以及学术平台，体现大学自由与创新的灵魂、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大师们文化与知识传承的风采，因此教学是神圣的。这种神圣不会因为大学其他职能而削弱，例如，它不会因为教学承担者其他非教学任务受到冲击，包括停止或变相停止教学等等。这是古今中外高水平大学无一不尊崇的理念。教学是神圣的，因而承担教学是大学教师神圣的职责，尤其是为本科生上课是教师的天职。美国大学教授需要上本科的课程，每学年要完成四门课程的教学，如果因出国或其他原因不能完成全部教学工作量，他必须用自己的科研费聘请其他相当水平的教授替他完成未完成的教学工作量（穆怀中，美国大学教师的工作活力与职业信念，2004）；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天体物理学家布莱恩?施密特教授获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奖后第二天几千封请求采访的邮件蜂拥而至，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首先接见他，在交谈中，他告诉总理：“12点了，我该去给学生上课了”；法国路易?巴斯得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法兰西科学院马利?雷恩院士每周给学生上课4-5小时，可见，教学神圣深入世界一流大学教职员工灵魂。
遗憾的是在中国一些大学，部分老师和管理者还缺乏教学神圣的观念。有些教师也不以教学为荣了，教授给本科生上课也已经成为一种奢侈。刘延东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指出“一些教授不用心教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科研项目和经费在教师职务晋升和收入分配中占比例过大。要把教学作为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纳入职务评聘办法，教授给本科生教学要成为高校的一项基本制度”。重塑教学神圣的观念，形成领导关心教学、教师重视教学、经费倾斜教学、政策支持教学的氛围，这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大学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任务。
二是“教师崇高”的文化。教师是最崇高的职业。教师传授给学生知识和文化，因而需要知识渊博、学富五车；教师教书育人，需要品德高尚，为人师表；教师是文明的传播者和创造者，需要具备自由、民主和创新的精神；教师是科学的探索者，需要淡泊名利，守得住清贫和寂寞；教师直接面对青年学生，需要青春、激情和活力。教师的言谈、举止、形象、气质、态度、情绪、情感以及蕴含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都会影响到教育对象的一生。而教师所有内在的思想和外化的行为交织融合在一起，就会以文化的形式体现出大学的精神和文明。大学营造的尊重教师和教师自我约束的文化，即是“教师崇高”文化的具体体现。
作为教学管理者，我们要充分尊重教师，相信教师，依靠教师，弘扬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作为教师，我们更要自觉严格要求自己。今年6月，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医学院院长贝克博士辞去了院长职务。原因是他6月10日在对阿尔伯塔大学医学院毕业生毕业晚宴上发表的演讲中，引用了哈佛大学医学院副教授Atul Gawande博士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医学院毕业典礼上的部分演讲内容，但没有能够指明所重复演讲内容的出处。为此，贝克院长向阿尔伯塔大学医学院全体学生发了公开的道歉电子邮件和书面致歉信，还通过电话向Atul Gawande博士道歉，Atul Gawande博士对自己的发言能被贝克院长引用感到荣幸，没有感受到自己受到了冒犯，但贝克院长主动向阿尔伯塔大学校方报告了这一事件，并申请辞职。贝克院长的道歉和辞职行为维护了教师神圣的形象。古往今来，对教师的美誉有很多很多，这种美誉有赖于每个教师努力去维护，教师神圣的文化需要我们每位教师和管理者努力去传承。
三是科研和教学融合的文化。大学教学与科研的关系问题是教育理论家、大学管理者和教师们长期争论的问题。教学重要还是科研重要？最近，邓秀新校长提出了“钟形曲线”理论，我觉得可以较好解释教学与科研的矛盾关系问题，尤其是“发展中的矛盾要靠发展来解决”的观点，对于我们教育改革有很强的指导性。我校正向研究型大学迈进，像国外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一样，科研和教学融合是必然的趋势。洪堡大学最早提出了大学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被誉为“现代大学之母”；加州理工学院提出：学校的使命是“通过教学与科研相结合，扩充人类知识与造福社会”。教学和科研都是大学的主要职能，未来的改革我们需要更多的看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形成科研和教学融合的文化。没有教学，大学就没有生存的理由，不承担教学任务的老师不能称之为教师；没有科研的教学只能是局限于教科书照本宣科式的教学，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教授者也不能成为一名优秀教师。科研和教学的融合可以提高教学的质量，同样也可以促进科研的发展。科研和教学融合的文化讲的是教学和科研在大学人才培养中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当然，目前教学职能相对稍显薄弱，但在未来的研究型大学建设、发展和改革中，相信我们能够通过观念的更新，资源配置的改善而得到加强。我们现在急需培育和形成的是科研和教学融合的文化，当前科研部门与教务部门共同创建人才培养科教基地以及我校提出的“三早”实践育人模式正是这种融合的尝试。
三、探索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引领国家高等农业教育发展
我校是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教育部原副部长陈希和高教司司长张大良多次提出，华中农业大学应在引领国家高等农业教育的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方面也有一些成绩。例如，去年以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在多个场合表彰了我校的“三早+三田”实践育人模式。该模式在《教育部简报》进行了专题报道，而且，“三早”模式在即将发布的“教育部30条”中也有所反映。但是，怎样才能在引领高等教育农业教育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创造我校一流的教学和一流的人才培养质量？我们还必须深入思考，不断创新，围绕建设特色鲜明研究型大学奋斗目标，坚持精英教育理念，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着力在培养途径、教学方法、成长环境等方面取得新突破。
第一，推进“科教融合、学术育人”。“科教融合，学术育人”也是我校百年优良传统的一脉相承。从19世纪90年代末张之洞创办湖北农务学堂所倡导的“手脑并用，知行合一”、20世纪40年代湖北省立农学院时期“具备科学之头脑，农夫之身手”、“勤读力耕，立己达人”；到90年代教育思想大讨论确立的“育人为本，崇尚学术”办学理念，“科教融合、学术育人”育人模式是学校“育人为本、崇尚学术”办学理念的在人才培养工作和模式中的具体化。“科教融合、学术育人”，一是营造崇尚学术的文化氛围；二是教学中反映学术与科研前沿问题和教师最新科研成果，将科研资源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三是开展基于研究的教学，把教学过程当作师生共同研究问题的过程，无论理论课、实验课还是实习课，都能打上研究的烙印；四是本科生尽早参与科学研究过程。
第二，加强文理基础教育和交叉学科教育教学，开展双专业交叉培养试点。钱学森先生“大成智慧学”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是理、工、文、艺的融合。70年代末，我校陈华癸院长明确提出了“文理交融，农理结合，知行一致，授人以渔”的教育理念。文理基础薄弱，特别是数理化、文史哲、外语等是我校创新人才培养中的主要制约。加强文理基础教育是我们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任务。在制定本科人才培养方案时，既要考虑行业发展对人才专业能力的要求，也要充分考虑文理基础课程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
专业口径过窄，缺乏跨学科教育是我校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又一制约。康奈尔大学一组主修专业课程只有几门课，学生可以修读多个主修，相比之下，我们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对跨学科的课程涉及较少。今后我们将在全校更大范围内开放校内辅修，鼓励学生基于兴趣和需求自主选择交叉学科专业修读，推行部分院系双专业交叉培养模式试点。
第三，创新实践教学模式，强化实践育人，推进农科教融合基地建设。中国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社会对人才培养的质量普遍担忧，人才培养质量下滑最主要的表征是实践动手能力不强，其首要原因是实践教学的薄弱。从我校来看，实践教学仍然是本科教学的薄弱环节，重理论教学轻实践教学的观念比较普遍，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比如要将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方案，进行系统构架；实践环节的学分比例要加大，实验实习内容需整合，实习环节考核评价体系需进一步完善；与企业生产实际的联系进一步加强，大力推进农科教融合基地建设和实习模式建设等等。
第四，推进本科人才培养的国际化。教育国际化是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我们一方面要放眼世界，吸收发达国家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思想和经验，按照国际标准办学和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是开展与国外大学实质性的教学合作。包括教师与学生的相互交流、访学，大学生联合共同培养等等。
第五，重视学生“非正式学习空间”建设，将学生自主学习纳入对学生教育和培养的整体计划。在传统教学模式下，课堂教学、实验室教学等是主要形式，学生自主学习空间重视不够。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学生非传统形式的自主学习成为学习的重要形式。世界一流大学十分重视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和空间。一方面学生自主学习的时间被纳入教学计划之中；另一方面，学校重视“非正式学习空间”的建设，建立专门的学习中心，在图书馆，网络中心等场所设立教室以外的“非正式化学习空间”的座位。如悉尼大学2009年有这样的座位1000个，2011年达到4000个，2014年计划达到6000个。支持这些空间的是遍布校园的无线网络和虚拟计算机终端以及方便的食品供应与休闲设施。学校超过70%的课程建有课程学习网站，通过网站将正式学习与电子学习结合起来，还有5%的课程完全通过网络或远程学习。这将是未来我们教学与学习模式改革的方向。
今后，不断探索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将是新时期我校教育教学改革与管理的重要任务。
四、秉承传统，创新教育教学管理，实现严格管理、科学管理和人性化管理
在教学管理方面，我校有很多长期坚持形成的、行之有效的传统制度，如领导干部听课、教学巡视员和学生信息员、期中教学检查、学生评教、教学质量奖评选、青年教师讲课竞赛等，要继续坚持。为保证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我们还要不断创新教育教学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第一，严格管理，以制度保障学生良好习惯的养成与潜力发展。严格管理是我校多年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严格管理体现在各种教学管理制度与规范的建立上是完善的、没有纰漏的；在制度与规范的执行上是严格的。无论是教师管理、学生管理、课堂管理、考试管理、实习管理、学籍管理，没有严格的管理，教学秩序就不能很好的维护，就不可能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较高的淘汰率是国外一流大学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重要保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4年本科生毕业率在48％左右；加州理工学院6年毕业率在60％左右，而相比之下国内高校淘汰率是比较低的。因此有人提出了降低毕业率的观点，我认为目前看来，由于各种原因和条件限制，高淘汰率在国内大学是不现实的。我们所要做的工作就是要通过各种措施，严格管理，激发学生自觉自主学习的热情和潜能，培养学生勤劳、刻苦、诚信的品德和学习的能力，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毕业生。
第二，科学管理，完善质量标准体系和教学过程质量监控体系。一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符合学校定位和发展目标、符合社会经济发展和行业发展要求、符合人才培养规律的本科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二是实施科学的教学过程监控体系。教育部最新出台的本科教学评估意见提出，建立以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常态监测为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教学评估制度。我们将建立教学状态监控与预警机制，实行教学工作状态数据通报制度，对教学活动和教学效果进行实时监控与预警；开展学院教学工作评估；成立教学指导委员会，促进使教学管理科学决策，科学管理。
第三，人性化管理，促进师生自由全面发展。教学管理首先是为师生教学服务。学校要在现有资源下尽可能为师生发展和成长创造条件。未来将探索和实施新的管理模式和管理方法。包括扩大转专业学生比例，扩大校内辅修或双学位专业；试行大类招生培养，部分学院开展学生自选专业试点；试行导师制，再如为兼顾教师科研教学双重任务，教学任务安排实行“轮班制”，一个学期专注于教学工作，另一学期专注于科研工作，等等。这些工作学校将逐步推进和完善。
【学院动态】
12月3日上午，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实验室体验班开班仪式于生科楼103教室正式启动。该体验班由来自生科院、植科院、动科动医学院、园林学院的近两百名同学组成，体验班的每位同学将会进入两个课题组体验学习，在每个课题组的学习时间为两周。
启动仪式上，生科院党委书记陈胜寄语同学们应满怀崇尚科学的心境和不断创新的斗志，叩开实验室的大门，在实验室中锻炼成长。体验班同学分成五组有序参观了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共25个课题组。王石平、熊立仲、严建兵、何正国、何予卿、吴昌银、王革娇、李林、何璟等二十余位教授为同学们介绍了实验室的基本情况。当看到光照培养室内整齐摆放的转基因苗、陈设的各种大型仪器、研究生们忙碌有序的工作时，同学们都感觉新鲜好奇，不时提问。
张启发院士告诉大家，干一行，爱一行，只有深入其中做了研究才能够谈上真正的热爱。实验室的工作就是充满问号的，通过实验室工作真正了解你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从而热爱自己的工作。严建兵教授介绍了实验室佟昊同学的小发明，告诉大家其实创新并非遥不可及。熊立仲教授希望通过活动可以让学生对学院的科研资源有充分了解，欢迎同学们在大学二年级时积极联系导师，进入实验室学习。何正国教授告诉大家，有兴趣的同学可以随时过来参观了解，实验室的大门对于想做研究的同学是敞开的。
12月9日晚，由生科院大学生科技协会主办的“科研大本营”在生科楼103教室举行。活动邀请了三位优秀博士生代表丁一、阮芳和都浩，做客科研大本营，畅谈实验室经历，为大一、大二的实验室体验班学员答疑解惑，让更多的同学理性地走进实验室，在导师和同学之间架起一座沟通的桥梁。
12月12日，作为“走进实验室，师生面对面”活动的一部分，生命科学技术学院的同学们领到一本名为《走进实验室，走近导师，感受科学魅力》的书。本书对生命科学技术学院、作物遗传改良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农业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研基地等情况进行了全面介绍，系统的收录了37名博士生导师、24名学术型硕士生导师和9名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的个人资料、研究方向、代表成果、实验室特色和实验室合作交流等内容，同时附上了导师个人照片和实验室师生合影及老师对同学们的寄语。编者还将大学生科技协会成员对部分教师的采访记录收录于书中，并在书的附录中汇编了老师的分类信息及联系方式。这本书可以让学生系统、全面地了解生科院的资源和各位老师的具体情况。
12月4日上午，资源与环境学院在资环楼204会议室举行了主题为“研讨教育思想、加强团队建设、教学科研协调发展”的教授论坛。副校长张献龙，发展规划处、教务处、科技处、研究生处、人事处、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学工处等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资环学院全体院领导、学院副教授职称以上的教师参加了本次论坛。
论坛由资环学院院长黄巧云主持。各个学科的十几位教授代表黄巧云、刘凡、王荔军、胡承孝等在论坛上做了专题报告。教授们对各个团队的建设和教学科研发展等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探讨。黄巧云教授谈到，目前学生学习方式非常被动，课程设置中必修课比重较大、教师重视教学的程度不够、课程教学泛而不精、考试形式比较呆板；他建议进一步优化教师评价体系、完善教师培养体系、整合课程体系、丰富课程考核形式，建议教授将个人成长与教学、科研结合起来，才能促进学科、学院事业发展。冯永平书记认为教授们要更加重视教学、科研的协调发展。副院长刘震也谈到“教授要引领本科教学工作，把科研积累转化为教材等教学成果，带动学院本科教学质量提升。”赵竹青教授认为，在考核体系上要体现教学重要，教授要主动加强教学研究与思考，强化专业建设。胡承孝教授提议，建立核心课程准入机制，教授要领衔核心课程的教学工作。胡荣桂教授在教学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求学，有求才有应。”贺立源教授认为教学要树立“分级培养、服务社会”的思想，在学科发展中，要固根基、重理论、重实践、跟潮流、抓机遇、进产业、能创新，学科要积极与产业融合，只有通过积极服务社会，学科才能得到发展。
张献龙副校长最后强调，学院在办学过程中要把优质生源留下，要想办法把本科生教学与研究生生源结合起来，加强野外试验站建设，为培养顶尖人才奠定坚实基础。他还以自己为例，提出不赞成“上课耽误科研”这种说法，建议青年教师要多上几门课以拓宽知识面。
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过程中最重要、最基础的环节，如何增强课堂教学魅力，增进课堂教学效果，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是广大教师共同关注、不断探索、努力实践的重要内容。12月2日下午，文法学院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培训班在人文楼再次开班，这也是文法学院落实学校教育思想大讨论的具体举措之一。本次培训班上，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湖北省普通话培训专家兰霞副教授和学校教学巡视组组长王绪朗教授分别作了《教师的语言和形象》、《重视教学设计，提高教学质量》的专题讲座，学院40余名青年教师参加了本次培训。
兰霞：注重教学语言，增进教学效果
教师职业形象的三美体现于：德高为表的内在美，学高为师的外在美，仪表为范的风貌美。学高为师不仅在于拥有宽广深厚的专业知识，还体现在娴熟运用高超的教学技能。语言作为教学技能的组成部分，对提升教师的职业形象至关重要。不同层次的语言使用能力带来不同的教学效果。“教师开口第一句话带来的‘抬头率’就是职业语言魅力的体现。”兰霞老师在会上说道，“鼓励的眼神和微笑可以拉近教师与学生的距离。”兰霞老师用生动的例子幽默诠释了准确运用有声语言的重要性，并归纳出对教学语言的三点要求：准确规范、清晰流畅、生动得体。“念、读是不同的语态。讲课、示范与演讲不只是声音的变化，也是语态的转换。在具体的语境中，面对不同的对象，教师应适时调整声音和语态。”兰霞老师以身示范，带领青年教师们吸气、呼气、喊嗓、诵读，教习“用最小的力气发出最好的声音”，并鼓励大家注重练声意识，做到科学练嗓、正确用嗓。
王绪朗：注重教学设计，提高教学质量
教学设计包括教案设计、授课目标、授课对象分析及课堂互动设计等环节。王绪朗教授以教学设计为重点，结合第十届青年教师讲课竞赛的评审体会及自身多年教学经验，向青年教师们传授了教学设计的方法及要求。总结选手们的长处，反思其不足，王教授指出要强化教学设计中的教学理念，合理精心设计教学各环节。“不同的专业、年级、课程，甚至是不同的班级，每一次课堂都会有差异，教学规范与教师个性是可以相统一的，每个人应该发挥自己的创造性。”王教授指出教学设计要符合课程特点，符合学生特点，内容详略得当。教学设计要追求先进的教学理念、多样的教学方法并能体现教师个性，做到有效组织课堂，提高教学效率，同时在实践中不断调整，不断完善。
教师担负着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职责，在教学路上任重而道远。为帮助青年教师在实践中增长才干，展现才华，提高教学水平，增强课堂魅力，教学副院长马华力表示，学院已将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培训列为长效机制，将会不定期持续开展。
（文法学院 徐杭璐）
【专家报告】
中国海洋大学麦康森院士应邀做专家报告
为推进教育思想大讨论深入开展，12月5日，应水产学院邀请，中国海洋大学麦康森院士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心做了题为“求知创新、快乐人生”的报告，大胆评论中国教育的现状，批评“中国人智商高、创新力却不够”，告诫当代大学生要改变传统思维模式，不断求知创新。
麦院士谈到，目前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4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9万人年，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英国阿尔斯特大学名誉教授理查德·林恩的一项研究也发现：中国人的智商是全世界最高的。但是既然中国人的智商最高，创新型人才如此之多，为什么创新能力远不如西方人？中国人的现状是：智商高，不聪明，缺乏智慧，创新能力差。具体表现有：理论创新成果少，重大技术发明成果也少；专利申请数量多，科研成果多，但具有创新性的高水平成果少；大多数行业和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和知识产权，靠跟风模仿和组装加工过日子，持续发展和参与全球竞争的能力不强；高学历、高职称的人才数量不少，但拥有的顶尖人才与中国的大国地位不相称。我们不得不反思一个问题——中国制造、中国创造、中国智造到底还有多远？思考和回答这个问题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中国人的创新能力是如何缺失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罗素认为：长盛不衰的好奇心以及热烈而不带偏见的探索，使古希腊人在历史上获得独一无二的地位。西方人从形象思维上升到抽象思维，从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哲学和思维科学体系。使我们创新力缺乏或不足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基本是全盘从西方引进的，1970年中美教育考察团的考察与交流发现：同年级的中国学生成绩总比美国学生好。于是，中国教育考察团预言：美国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再过20年，中国的科技、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美国。“病入膏肓”的美国教育培养出了50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200多位知识经济亿万富翁，而中国呢？幼儿园前和幼儿园，在爷爷、奶奶和爸妈陪同下度过，是服从式教育；中小学开始接受“题海战术”“不使孩子输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等一系列观念，课外补习、上名目繁多的学习班，父母和教育专家制定了一套完美的扼杀孩子天性和创造力的教育方法，是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大学和研究生阶段则是文凭教育，似乎文凭代表一切，没有文凭就寸步难行。而填鸭式的应试教育、文凭教育产生的原因是由教育资源的严重不足所导致的。
为了培育国人的创新力，让国人的创新力爆发出来，我们应该营造出有利于创新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具体的有：（1）把政治上的信仰与科学、艺术上的追求区别开来；（2）把组织上的服从与个人的自由选择区别开来；（3）把集体的统一意志与个人的思想自由区别开来；（4）尊重个人的观点、价值和选择；（5）提倡真正的而不是炒作的成名成家；（6）培育崇尚科学和创造的社会文化氛围。
（水产学院 刘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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