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理念的反思：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
　　高等教育大众化之后，社会对高等教育问题的担心主要集中在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具体而言就是反映新一代大学生的动手能力相对于10年前或20年前有下降趋势，尤其是学生的专业动手能力下降比较明显，这与我们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的变化是紧密相关的。
　　 中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制度，是解放后仿效前苏联的专才教育模式建立起来的，经过学习前苏联模式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后基本确立。可以说，实施专才教育模式对迅速培养出我国经济建设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为国家经济、科技和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改革开放后，该模式固有的弱点日益发展为严重的弊端，如重理轻文、专业狭窄、比例失调等。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国高等教育在20 世纪80 年代中期由一批综合性大学带头开始了宽口径、厚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探索，其他类型的高校结合自身实际也纷纷跟进，拉开了基于通识教育方向的教育教学大改革的帷幕。经过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面向21世纪课程体系与内容改革”，以及新世纪“本科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工程”的推进，普通本科教育“宽口径、厚基础”的特征得到进一步强化，有效地克服原有“专才”培养模式的弊端，但也存在“专业教育不专”的新问题。与此同时，随着所有制改革的推进，以及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原有的以国有企事业单位接收学生实习实训的良好局面基本上不复存在，再加上近十年高校的扩招，导致学校基本的办学条件全面趋紧，带来了又一个新问题，那就是单个学生实践动手的机会大大减少，突出表现在当他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去做——因为他只是在专业书本上看过“怎么操作”，缺少实践动手的经验和体会。现在常说的学生毕业后对工作中出现的专业问题解决能力不够就与这有关。
　　在大学，特别是综合性研究型大学，本科阶段实施通识教育已是教育界的共识，当前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产业发展对专业人才的大量需求也是一个客观现实。这个共识和现实就决定了我们的教育必须走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的道路，通识是基础，专业是特色，融合是竞争力。对于不同的学校可能又表现出不同的特点，有些综合性大学，主要是解决宽口径厚基础问题；有些行业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可能通识与专业并重，主要是培养解决产业发展重大战略需求和重大关键技术创新问题的能力；有些学院或学校，则主要培养产业一线实践操作能力。
　　对于我校来讲，模式的改革应该充分考虑以下三点：第一，生源基础与综合性高校有差距；第二是学科相对较窄，缺“文”少“理”的局面短期难以改变；第三是行业要求比较专。因此，我们的教育理念应该是“通识+专业”，即在坚持“宽口径，厚基础”的基础上，既要学习借鉴综合性大学加强文理基础，又要兼顾行业需求，突出专业特色，还要针对我校学生人文素质教育不够，通过加强人文类通识课程加强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
　　师生比的重要性分析：也谈“西南联大奇迹”、“77、78现象”
　　师生人数比率是决定教学质量的一个关键因素。我国从精英教育发展到大众教育阶段后，一些高校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扩招。扩招给更多的学生提供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但是扩招之后教师和学生单独交流的时间，或者说生均跟教师接触的时间减少了，特别是随着高校教师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任务的加大，教师同时肩负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的多重任务，与学生单独接触、交流的时间大大减少。原因就是学生人数快速增长和教师的岗位职责增多以后，师资没有同步快速增长，这是所有的院校都客观存在的现实。我到英国访问发现，英国越好的大学，师生比率是越高的，教师、员工、辅助人员三支队伍，加起来的人数与学生数的比值大小与学校的地位呈正相关。像剑桥、牛津可以做到一个教师对两个学生，能给学生“开小灶”，这样保证每个人培养出来都是精品。当然，牛津和剑桥是在世界一流的财政支撑下才有这种世界一流的人才培养方式。
　　关心教育的人都听到过“西南联大”在抗战大后方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培养出大批一流人才这一教育史上的奇迹。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学的硬件条件比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好得多，所培养的学生却不及他们优秀？我认为，师资的充裕程度是一个关键原因。西南联大当时是以本科教学为主，师资充裕，常常是几位教授同时开讲一门课程，如文学院的必修课《中国通史》，就分别由吴晗、雷海宗、钱穆等讲授，学生可以听到不同学者的观点，有很多与学者交流的机会。还有一个大家常说的“77、78现象”，就是恢复高考后的77级、78级学生很多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人才。这个现象除了与77、78级学生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自身的努力密切相关，也与师生人数比相关，像我本科就读湖南农学院（现改为湖南农业大学）时，当时学校只招收600多个学生，而老师也有六七百人，还不包括教辅、管理、保障人员。老师对学生非常了解，学生与老师的距离也近，师生交流多了，学生受益肯定多，成长也就快。
　　教学与科研的“钟形曲线”关系：发展中的矛盾要靠发展来解决
　　关于教学与科研的矛盾问题，实质上是教学型大学向研究型大学发展中都会遇到的阶段性问题。如果以时间为横轴，科研与教学产生的矛盾为纵轴，二者的关系呈现两端低中间高的“钟形曲线”关系。
　　在起初的教学型阶段，教学与科研的矛盾较少。在以教学为主的阶段里，科研与教学的矛盾并不突出，表现为“钟形曲线”的左边较低的部分。
　　在教学型向研究型转型的阶段，教学与科研“两张皮”现象是常常困扰教师和管理者的一个问题。在重视研究的阶段，科研的压力会非常大，有时候甚至还会出现为课题而科研、为论文而科研等现象。这时候教学与科研在时间、资源、政策等方面的冲突逐渐凸显，并在一定时期内达到峰值，表现为“钟形曲线”里面中间的钟体部分。
　　在研究型阶段，会出现教学与科研的融合。通常有一个规律，研究型的学校或学院里的教师和学生一般都会非常强。当研究是真正围绕国家的需求、产业发展的需求来展开，教师有实力把学科最前沿、产业最先进的东西教给学生，学生也拥有更多的参与研究的机会。这时科研与教学的矛盾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已经不再是主要矛盾，科研与教学融合的趋势明显，二者从实质上讲已经能够统一到人才培养的基点上来。这时就是“钟形曲线”的右边平缓下降的部分，也是许多学校期待的状态。
　　我们说教学科研矛盾是“钟形曲线”关系，就是说它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只能靠发展来解决。此外，国家也在提供越来越好的外部条件。近年来科研经费的制度性拨款增加了，比如说我们的农业产业体系岗位科学家就是一种制度性拨款的机制，提供了较优厚的科研支持和政策环境，这类制度性拨款增加以后，就能够让教授们减少“跑课题”花的时间和精力，使他们有更多的时间潜心做研究工作。未来的五年，我们的教授要拿出更多的时间潜心教学和科研，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教书育人和真正的科学研究工作上。未来的科研制度改革必然是更有利于我们教学质量的提高，更有利于我们的教师潜心教学和科研。
　　教育是公共事业：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离不开全社会支持
　　教育是公共事业，高校教育质量的提高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从提高学生动手能力这个问题来说，学生需要实践的机会和平台，靠学校自己是解决不了的，必须与社会上的企业、工厂等结合。目前的情况是，一个没有多少实践经验的学生去一家工厂实习，可能增加了厂方的麻烦，所以厂家一般不愿意接收实习，而学校又没有足够的资源和条件来满足学生实习的需要，比如农业大学就基本没有自己实习的农场，这就必须依靠社会支持。高校是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因此，全社会都应该支持高等学校。这个事不单是教育部门和高校的事，应该是全社会的事情。德国、法国在此方面比我们做得好，通过税收杠杆或法律法规来发挥导向作用，明确工厂、企业和公司接收学生实习是履行社会责任。我们在七八十年代当学生的时候，到哪个农场去实习别人都能接收，都认为这是国家的责任，现在到哪去都是民营的了，人家不愿意要你去他那里“练手”，因此国家对此应有制度安排。
　　需要转变的几个观念和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通过这次教育思想大讨论我们要解决什么问题？要树立几个什么观念？这需要大家去琢磨。比如我们跟同类型的院校相比有哪些不足，跟工科类、理科类和综合性院校相比，又有哪些特点、哪些不足。有了这些比较，我们就会清楚知道需要加强什么。作为农科院校，过去我们大量运用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技能来发展自己，原创性的知识不多，这是现实。在这方面我们怎么去解决？一个学校不可能所有的学科都去做一流，但要有一两个好的学科，才能构成一个好的大学发展生态，才会有互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保持我们强势学科的地位。从育人的角度来讲，我们有些学院有些学科可能还达不到创造知识的水平，就是以本科教学为主，或者说以传授知识为主。但我们同时一定要有一些能够创造知识的学科，只有这样，学校才会发展，社会才会发展。
　　我觉得，还有几个方面需要我们深入思考和讨论：
　　一是高校用人观念。人才是高校发展的根本，高校要养人才而不是养人。前面我说师生比是决定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那么增加学校的师资和管理队伍时是不是一定都要增加固定编制？当我们的人力资源不够时是否可以考虑用市场化的办法来解决，而不是一味增加人员编制来“养人”。
　　二是人才培养观念。人才培养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要把我们的学生培养成人才，二是要把新引进的青年教师培养成人才。把学生培养成才是大学的本分，而大学里教师的成才体现的是一个大学的文化。有的学校培养不出青年人才，就是因为没有好的氛围。一所大学能把各类年轻教职工培养起来，说明这所大学有一种向上的文化，一种追求学术的文化。当然，学校要有政策导向和培养计划，要提供成长环境，个人也要有成长计划。
　　三是管理工作理念。一流的大学要有一流的管理，一流的管理离不开扎实的管理研究。管理工作不仅要有以人为本的服务精神，还要有效率。效率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需要我们结合工作去研究，去探索总结管理的科学规律。学校要支持开展管理研究，把管理的问题研究清楚了，我们的政策设计就不会有差错，或少出点差错，事业就能保持顺利向前发展。
　　四是科教融合观念。我们说科教融合，更多是如何把科研资源转换成教学资源。我校面对的一个挑战是在科研任务增加很快而师生比率不高的情况下如何提高教育质量。在当前的体制机制框架下，学校一夜之间要大幅扩大教师队伍很困难。我认为要把科研资源转化成教学资源，变成增加师资投入的途径。具体来讲，我们可以用科研经费来聘用一批博士后、硕士后作为研究人员，一方面能分担教师一定的科研工作量，使他们腾出时间来从事教学，另一方面还可以从这些科研临时雇员里抽调出10%甚至20%符合条件的人参加教学指导工作，这样就可能务实地解决我们师资投入的问题。同时，要把科研的资源开放成学生接受应用与研究的锻炼平台，让学生在参与研究中学到本领。此外，我们将加大对教学研究的支持，鼓励通过研究教学规律来提高教学质量，即通过科研来提升教学质量。
　　五是人才培养环节中的几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学校人才培养中有几个问题亟待解决。第一是投入问题。资金投入是一个方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还要靠教师的精力投入，特别是教师的“心”要能多用在学生身上，这可能是主要的问题。第二是实践教学问题。一要加大投入，进一步加强校内实验实践教学条件建设；二要加强研究，不断优化实践教学体系与内容；三要加大力度，进一步充实和优化实践教学队伍；四要主动服务社会，不断拓展校外实习基地。同时，实践教学要树立精品意识，要像建精品课程一样建设一批精品实践课程，每个学院要保证有一至两门精品实践课程，只要学生选择了其中某一门课，就可能改变他既有的一些观念或者行为。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我们学校有一门《植物显微技术》课对我影响很深，班上20多个同学，4名教授带这门课，每一步实验操作都要求非常严谨，一个多星期的大实验做下来，收获很大——毫不夸张的说，它影响了几届像我一样选修这门课的学生。像这类课程我们应花大力气建设。这类课应成我们学校的特色。第三是新课程开设问题。一所大学能够开设的课程总量既涉及学生通识教育培养的问题，又涉及到学校学科建设和学科覆盖面的问题。要尽快成立一个教学指导委员会，根据课程的创新性、前沿性和新颖性去指导课程设置。要建立机制引导鼓励教师开新课，例如要求并支持青年教师出国留学回来开出一门新课；鼓励和支持依托前沿科研项目开设新课；要求并支持教授在退休前再为学生开出一门新课；积极利用社会资源来讲课；等等。通过多管齐下的办法来解决课程设置偏少的问题。第四，关于人文素质教育课程建设问题。在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传统文化课程建设的同时，还应该整合现有的人文教育资源，将分散在相关学院、部门、研究所的艺术、心理、教育等人文资源进行整合加强建设，提升人文素质教育能力。